李舒

2021年10月29日08:14 | 来源：学习时报

　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著名记者邵飘萍隐藏中共党员身份，以如刀的快笔为受压迫者发声，以深沉的思考为中国新闻学理论奠基，以抗争的精神为民族的光明探路，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先行者。

　　铁肩辣手著文章。1886年10月11日，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一个寒儒家庭。1909年，他从浙江省立高等学堂毕业后回金华任教，其间被《申报》聘为特约通讯员，为其撰写通讯。1911年，邵飘萍辞去教职，赴杭州寻找办报机遇。他拜访新闻界前辈杭辛斋，与其联手共办《汉民日报》，并发表署名“振青”的评论文章抨击社会丑恶现象，开始了职业报人生涯。1913年8月10日，他因“扰害治安”和涉嫌参与讨伐袁世凯的罪名入狱，《汉民日报》遭封。被妻子汤修慧设法营救出狱后，邵飘萍暂避日本，进入东京法政大学，与同乡组建“东京通讯社”，为国内各报提供“东京特别通讯”。1915年底，邵飘萍学成返回上海，应邀任《申报》《时报》《时事新报》主笔。他发表了大量抨击袁世凯称帝的文章，笔锋犀利，直接影响了时局。

　　1916年，邵飘萍出任《申报》驻京特派记者，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。从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，他共撰写了223篇“北京特别通信”，内容多为国是。“北京特别通信”反应迅速，富有见解，开新闻报道新风气，一时风靡全国。

　　彼时的中国，封建军阀连年混战，国家遍体鳞伤。1918年10月5日，32岁的邵飘萍辞去第一大报特派记者之职，自筹资金创办《京报》，从此开始以笔为枪、唤醒民众的新闻救国。他亲书“铁肩辣手”挂于编辑室墙上，与报社同仁共勉。邵飘萍认为，封建军阀统治祸国病民，遂在《京报》创刊号上号召“国民共起，志同道合，协力以除之”。由于讲究时效性和真实性，敢于说真话，《京报》很快成为北平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。

　　《京报》坚持政府应“听命于正当民意”。1919年4月30日，巴黎和会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日本。邵飘萍在《京报》上先后撰写《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》《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》等评论，痛斥腐败当局的卖国行径，号召民众“一致奋起以与决一生死”。5月3日晚，北平青年学生1000多人在北大集会。邵飘萍以《京报》社长的身份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，号召同学们救亡图存，奋起抗争。在场的爱国学生被邵飘萍的演讲深深打动，决议翌日发动各校举行学界大示威。5月4日，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爆发了。《京报》派出记者采访报道，为爱国学生助阵。此后的两个多月里，《京报》发表邵飘萍40余篇署名文章，以强大的革命舆论推动了这场伟大运动的深化发展。

　　秘密入党播火种。1919年8月，《京报》被官僚政客集团“安福系”查封，邵飘萍遭通缉，只得再度赴日。在日期间，他出版《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》《新俄国之研究》，向国人介绍科学社会主义是“马克思科学研究的成果，授劳动者以必胜之券”。

　　1920年秋，“安福系”倒台，《京报》复刊。邵飘萍坚信“人民之觉悟不彻底，则政治之改革亦不彻底”，在《京报》发表了《导中国于国际共管之路者》《政治罪恶与社会罪恶》等文章，痛斥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行径，启迪民众反对封建军阀，体现了“社会公共机关”“国民舆论代表”的特质。

　　1924年12月5日，《京报副刊》创刊，每期16开8页。邵飘萍坚持独立自由之表达，支持主编孙伏园放开手脚办刊，《京报副刊》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全国著名的“四大副刊”之一。《京报副刊》的撰稿人很广泛，鲁迅曾发表了《青年必读书》《如此“讨赤”》《并非闲话》等杂文名作。1925年4月24日，邵飘萍邀请鲁迅主编随《京报》附赠的一份周刊，该刊后成为独立发行的半月刊《莽原》。

　　1925年，邵飘萍经李大钊等介绍秘密入党，并被赋予宣传和情报两项“特别的工作任务”。早前，他便与共产党人紧密联系，并在《京报》上长时段、大篇幅报道二七大罢工和五卅运动。他还在《京报》上编发《马克思纪念特刊》《列宁特刊》，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精髓，使马克思主义的熊熊火种得到广泛撒播。

　　新闻匠心培英才。1918年10月14日，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在京成立，蔡元培任会长，徐宝璜、邵飘萍为导师。这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，被称为中国“报业教育之发端”。11月3日，邵飘萍首次授课，听课的学生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毛泽东、高君宇、谭平山等进步青年。

　　翌年2月19日，该会改组为“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”。4月20日，在邵飘萍的指导下，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业刊物《新闻周刊》创办，旨在“便会员之练习，便新闻学识之传播，便同志之商榷”。在10月16日举行的首届期满结业式上，毛泽东的名字出现在“得听讲半年之证书者”名单中。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创办《湘江评论》等报刊宣传革命思想，与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经历不无关系。

　　1923年9月，邵飘萍的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由京报馆出版。这部中国第一本新闻采访学专著，是他在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授课讲义，后修改作为平民大学新闻系教材。他提出“报纸之第一任务，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、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”，报纸的价值主要在于“新闻材料之敏捷、丰富、真确与否”以及新闻评论是否“公平与适当”。此书与徐宝璜的《新闻学》、戈公振的《中国报学史》被誉为中国新闻学体系诞生的三大标志。

　　1924年6月，他的《新闻学总论》出版，书中提出了“记者之尽职，以道德人格为基础，以侠义勇敢为先驱，而归本于责任心之坚固”等重要论断。邵飘萍的两部新闻学著作，是中国新闻学理论的重要奠基之作。

　　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，《京报》立刻派记者赴现场调查采访，并刊发大量讨伐文章。邵飘萍公开斥责北洋军阀是“国民公敌”，军阀对其恨之入骨，叫嚣“宣传共产，鼓吹赤化，不分首从一律处以死刑”，直称邵飘萍为“卢布记者”。4月22日邵飘萍在《京报》发表“绝笔”《飘萍启事》，24日被捕，26日即被以“勾结赤俄，宣传赤化”罪名被枪杀于北京天桥。临刑前，邵飘萍拱手说了句“诸位免送”，随即从容就义，用生命诠释了革命报人的铮铮铁骨。

　　1936年，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说邵飘萍对其帮助很大，是“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”。毛泽东于1949年4月亲自批复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，到了晚年仍称“我是邵飘萍的学生”。1986年，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邵飘萍的中共党员党籍，此时距这位以笔为枪抵抗强权的报人以身殉报殉国已经过去了整整60年。